今年4月底的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，直到对方报出自己的姓名，我仍旧无法想起他是谁。后来他加了我的微信，提到一些往事，我才想起七年前我们有过一段工作往来。
他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，该公司主要承担国家、省政府下达给该省会城市的大部分公租房、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及其配套设施建设。21世纪初，该公司被招商引资到某区两个村进行“城中村”改造，用了近十年的时间，投入巨资，对相关村落进行了补偿和拆迁。政府曾允诺给予相关土地开发量作为对价补偿，但是一直未予兑现。后该块土地被挂牌出让，被其他公司摘牌。为此，该公司开始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漫长地奔走和求助，有关部门也曾作出补偿决议，但是迟迟难以落实。当他通过别人引荐找到我们时，已经被相关债务和无望的奔走，拖累得十分疲乏。我们和他十分坦诚地谈到解决问题的难度，这起延绵近十年、涉及几十上百亿的纠纷，交织着历史和现实、政策和法律，利益和人情，尤其是当地多个政府部门牵涉其中。随着交流，我感觉对他而言，最大的困难在于，他一直祈求遇到像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，帮他主持公道，这样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。虽然，在屡屡失望之后，不得已他想求助法律，但是，律师的思路可能与他之前的经验是完全相反的方向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，也不愿意面对的。当然，我们也无法确认哪条路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，所以只是对用法律手段的后果帮他做了利弊分析，并尊重他本人的决定。他一直反复着，并来北京找过我两次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和窘境，也知道他是害怕做决定。但是，作为律师，我恰恰不能做的就是决定，这里面牵涉太多法律之外的东西，没有人可以把控最终的结果。一旦失控，损失的不仅是金钱。即使我们达成协议，用法律途径来解决，这注定也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，内心的相信可能比其他更重要。但是，相信不是劝说能解决的，而且我也不确信。后来，他还几次邀请我过去，我都婉拒了。其实，这也是帮他做决定。然后，我们不再联系。但是他紧蹙的眉头，还有一直挺不直背的魁梧的身影却映在我的脑海里。加上微信后，我们又通了一次长话，在与他急促而又散乱的谈话中，我捕捉到了几个关键信息：之前的遗留问题仍未解决；他几年前移民了；他可能与某个被调查的领导有关联；他的妻子背着他回国，出让了他的股权，但是他分文未得；他的公司参与了国内重大建设项目，但是公司失控了……。我想问他一些问题，但是他滔滔不绝又欲言又止的后面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压抑的愤怒和失望，还有不能言说的隐情。我就一言未发听他说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我说你手头有什么材料就发给我吧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。然后，当晚到第二天开机，我的手机不停地有接受微信的提示音响起。我翻开这些信息，大部分都是他与下属的聊天记录，有指示、有指责、当然还有愤怒，我尝试让他把这些事情说清楚，但我最终放弃了努力。情绪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了他，或者是他有意回避事实。虽然他有时候会和我连发很多短信，表达对我的“绝对信任”，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帮助他，就象七年前一样。但是，这次他并不是像风一样吹过，我有长时间的沉重和无力感，虽然他一直都不是我的客户，我感知的也只是他经历中的冰山一角。我们都犹豫着无法合作，不是我们之间不信任，而是我们都不确信……。在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些年的艰难跋涉和沉重转型。他们出道在法律还不健全的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靠着勇气和政府的支持，闯出了一条路。但是，随着中国法律的完善和社会治理的转型，他们延续既有的思路，就遇到了种种困境，历史的、观念的、政府的、个人的……，他们想突破，又处处受掣肘。他似乎陷入到那一代创业者所深陷的各种“坑”里：政策和法律的纠葛、剪不断理还乱的政商关系、反腐对民营企业家的波及、家族与公司的界限、走出去的艰难转型……。这里面不仅有个人的困惑，也有观念的滞后和时代的印记。他的困惑在于，是相信权力还是法律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和否的问题，法律要靠权力执行，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“行”的背后是法治的信仰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：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”法治，是一个宏大的叙事，但是，落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。法治，也是一条长路，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使命，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毫不犹豫地信仰法律，并被法律保护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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